Ivan之上善若水

1。据说已经于2007年5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布后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规定，出境1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回国时须检测艾滋br />（第9条　在境外居住1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入境时应当到检验检疫机构设立的口岸艾滋病监测点进行健康检查或者领取艾滋病检测申请单，1个月内到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健康体检），
违者必纠
（第24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不配合检验检疫机构进行艾滋病疫情调查和控制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http://cn.chinagate.com.cn/health/2007-07/10/content_8504047.htm）

2。据说已经于2006年1月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已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爱滋病防治条例》的第23条规定：“国家实行爱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

3。。。。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2007年11月24日就近期的经济热点问题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我終於理解了9%的經濟增長率意味著什麼———一個從不停止運轉的經濟，工作晝夜不停的輪班倒以彌補失去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需要彌補的時間是550年。”
——“休克療法”之父傑弗裏•薩克斯在1992年來到中國時，曾如此評價。

得朋友通知在网上搜到一首歌。

一听就知道这应该是一首动漫歌曲，

可老人家还就是喜欢这种调调，

莫法了。

日语歌词除了字幕上有，还可以参照下面的链接：

http://music.goo.ne.jp/lyric/LYRUTND48275/index.html

据说国民党办113周年党庆展的时候，将汪精卫曾为党领导人的历史事实也一并放在展览里边了。（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4/082314377466.shtml）应该算是一个进步吧。

人是复杂的，会因为各种思想、形势、喜好而做出综合判断，最终采取某种行动。而这一行动嘴中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与行为人的预期有所不同。

对一个政治家的评判，往往是以他的行为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为依据的。但如果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就不能仅仅从最终结果去看，更不能因为对某个人、某些人的好恶而对事实有所修改、掩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党这次的举动就像大陆今年在军事博物馆的展览中重将林彪放在十大元帅里面一样，对历史的眼光更加客观了。

也许，这可以归功于人们思想的进步，但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与那些历史事实有切身相关的纠葛的人越来越少，被局限在某一视角的观点之支持力量变得越来越弱而已。所谓“时移势易”是矣。

历史，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突然想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一诗。
此诗虽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一点点形似，
但其精神却大不相同。
《面朝大海》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让人可以感受到一颗热情而奔放的年轻的心灵；
而《不畏风雨》则透着一种平淡与坚强，
仿佛一个成熟而又充满爱心的灵魂站在你的面前。
可惜译文与原文相比总有差距，无法尽现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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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风雨——（宫泽贤治，1931年）

不敗給風，不敗給雨
不敗給嚴寒和酷暑
擁有強健的身體
沒有慾望，絕不動怒
時常靜靜地笑著
一天四合糙米淡飯，幾匙豆醬少許粗菜
一切事情都不把自己估算在內
常看常聽，
明白理解
然後，銘記在心

孤独地同自己战斗

苦闷

拆开看就是：苦、闷

有苦有闷-------又苦又闷-------越苦越闷。。。。

说法多多，解释多多

在尽量回避与人交流更尽量谢绝交流任何涉及“论文”二字的话题以后好不容易今天想通了N久以前就明白但总会周期性地忘记掉的一个道理：

“其实苦闷两字人人都会写

只不过每个人的写法不同罢了

何必每天把自己苦闷得像个祥林嫂似的涅。。。”

可一不留神

接到指导教授亲切询问论文进展程度的邮件

苦，闷

只好继续苦闷下去了。。。

1。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从一个小小的恳亲会会场匆匆离开。虽说会场里有不少的饭菜以及酒水饮料，但对于现在为了论文而水深火热的老人家我来说，还是一个人到学生食堂去填肚子更节约时间和精力。我们大学的学生食堂共有四层楼，算是选择项挺多的了，可今晚我发现仿佛只有麦当劳可以吸引我。天呐，我已堕落成这样了么？！

2。一边想象着王力宏在身边卖力地为我唱着“I am loving it!”一边恶狠狠地啃着超级大肉堡，这玩意儿确实有够实在，三片面包中间总共夹了四块大肉以及两片奶酪，或许说这玩意儿是四块肉夹着三片面包和两块奶酪更合适。对于一向以素食动物自居的老人家来说，今儿鬼使神差地点超级大肉堡这件事几乎可以等同于一台从不联网的电脑中了病毒一般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也许，我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了。

3。捧着因一下子装了太多的肉而隐隐有些发涨的肚子接着一头扎进图书馆的书库，游走于由书和书架构成的“森林”之中，不一会儿就搜出了一大堆需要查看的书，搂着这些宝贝走向空荡荡的阅览室，在那一瞬间突然从心底深处升起了一种暖暖的感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姑且将之命名为幸福吧。一下子想起葛朗台的那句名言“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如果能给我一座由书和书架组成的“森林”，我一定也会感到心里暖和，非常暖和。如果这样的贪婪被称为堕落的话，那么好吧，我会非常愉快地祈祷：“感谢上帝，我终于堕落了，让我一直这样堕落下去吧。”

4。其实，我是想说，我在各种意义上堕落地活着。

安倍晋三今天下午东京时间14点多钟突然宣布辞职，真是出人意料。

自从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败之后我就猜测他会在今年之内下台，却绝没想到会如此之快，更没想到他居然没等到本届国会开完就宣布辞职了，按日本近段时间来的流行说法，这叫“想定外”。

因为有事，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久就急急忙忙出门了，没想到18点居然接到一个重庆晨报记者打来的国际长途，询问起了我对安倍辞职一事的看法。好不容易有一个装模作样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乎在没法进一步地了解具体情况的条件下摇头换脑地海吹了一顿，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

1。安倍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的大败以及连续不断的内阁丑闻；
2。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对小泉纯一郎改革的一种反动（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就懒得多讲了）；
3。就目前的政治势力和局势来看，安倍继任者中呼声最高的是麻生太郎，小泉纯一郎复出的可能性不大；
4。不管继任者是谁，对中日关系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深夜回到家里上网看了看一篇某著名专家对安倍辞职的评论，顿时对自己下午的乱谈感到一丝满足，尤其是对第二点更是自我欣赏不已，估计能做出这一评价的人不会多。不过这个观点牵涉太多太广，要想详细地说明还非得要好好写一篇深入浅出的论文才行。

总算是装扮成了一个专家的模样，好了，自我满足去了。

今晚九号台风来袭，学校广播大肆赶人返家，无奈，早归。

及返，乃大开房门，卧房处窗开一小缝，悠闲坐听户外风雨狂。

忽有感，借郑燮板桥《竹石》一用，改题为《陋室》，曰：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九十号台风。

偶然在新浪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匆匆一读发现居然是难得一见的妙文，分析得挺有深度的，比平时看的那些所谓专家说的东西顺眼多了，不愧是《南风窗》的稿件。

不过，这张雪忠是什么人涅，有些感兴趣。

（转自http://news.sina.com.cn/c/2007-09-05/1150138230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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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谢长廷马英九走两岸政策相近路线背后

张雪忠

不同的政治人物，对待政治理念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人能够始终坚持理念，即使因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也在所不惜；有些人则一味追求权力，并不惜为此不断变更自己的政治“理念”。

　　当然，在政治人格的光谱中，处于极端两头的政治人物仍属少数，多数政治人物往往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灵活地展示不同的政治面孔，特别是在选举中，多数候选人都希望能尽量扩展支持者的范围以求胜出。

　　相近的两岸政策？

　　代表泛绿的谢长廷与代表泛蓝的马英九，之所以被视为是“两岸政策相近”的中间路线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都在竭力向蓝绿政治光谱的中间游动。不管是马英九对“入联公投”的跟进，还是谢长廷“和解共生”、“幸福经济”以及“考虑开发两岸三通”的论述，都是政治选举中常见的“剥夺对方议题”的选举策略。

　　通过这一策略，候选人可以向选民表明，即使在政治对手最为擅长的领域他们也毫不逊色。谢、马的做法可能会让深绿或深蓝的选民有所不满，但他们明白，对于这些满腔怒火的人，自己仍是比对手更为可取的候选人。

　　鉴于谢以往就两岸关系提出的一些主张及其对“正常国家决议文”的态度，有人便认为谢长廷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相近，并且“由于谢长廷代表本土，相对顾虑还比马英九少一些”。这种看法忽视了下列可能性：民进党中央提出“正常国家决议文”，继续打台独牌讨好深绿选民；“府院”方面则重新“激活”大陆客赴台观光、奥运圣火赴台等已被否决的议题，以配合谢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温和主张，以便分进合击，左右通吃。

　　谢长廷出自一个以台独为理念的政党，其子弟兵也是清一色的独派人士，今后能否摆脱独派而走中间路线，甚或善意对待祖国大陆的统一政策，实在让人怀疑。阿扁2000年上任时也曾称要走“新中间路线”，但后来却为深绿挟持而转为急独，前车之鉴可谓不远。实际上，面对阿扁“入联公投”与游锡堃“正常国家决议文”的两面夹击，谢最近又先后提出“现状就是台独”，“5年后正名制宪”，以及台海两岸应“两国一制”等论述加以回应。

　　如果能够在2008年选举中胜出，在两岸关系方面，谢长廷是否将比陈水扁甚至马英九“更好打交道”，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武断回答都不会比占卦更有意义。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将两岸关系的改善寄托在台湾个别政治人物身上，我们最终只能收获意外与失望。如果不能扭转岛内政治“独意渐浓”的趋势，我们必将不断面临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那些好打交道的人没有政治影响力，而那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却不好打交道。

　　对于我们的对台工作而言，至为重要的问题是：台独的政治主张在台湾是否越来越受欢迎？如果是，为什么？我们如何遏止甚或逆转这一势头？如果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台湾的任何政治人物都将面临如下选择：要么顺应台独诉求，以求获得政治权力并保持政治影响力；要么无视台独诉求，并甘愿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台湾社会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变迁足以表明，岛内主要政治人物的言行，以及两岸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危机都只不过是深层问题的表面症候。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台湾民众对待台湾独立和两岸统一两种结局的不同态度。

　　国民党的困境

　　由于2008年大选在即，为了尽可能扩大政治支持的基础，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开始软化了对“台独”的反对立场，并不断通过“台湾论述”来推动政党的“本土化”。国民党的举动究竟是战略性还是战术性的，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国民党已经开始根据台湾的选举政治来塑造其在两岸关系方面的立场。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无形中被逐渐纳入民进党铺设的政治轨道，即所谓的“台湾的前途应由2300万台湾民众来决定”。

　　也许需要更多的政治挫折和失败才能使国民党意识到，“中国国民党”在本土化方面是永远无法与台湾的独派政党一比高下的。但即使意识到这点，国民党仍将面对同样的问题：困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除了继续“深耕台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呢？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无奈，国民党已不再愿意继续充当台海冲突的防火墙。与2004年不同，国民党不仅未再批判绿营“入联公投”的相关动作，反而“拿香跟拜”，同样发动了“重返联合国的公投”。

　　一个长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必须自我蜕变为地方性政党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这是今天的国民党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台海两岸目前的现状并非一种正常状态，独派政党的独立诉求由于能为支持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感，因此能够展现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反，国民党尽管一直表示反对台独，但在统一问题上却态度模糊，缺少方向感，因此在政治上常常处于被动。毕竟，选民对一个政党的支持，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一直在反对什么。

　　如果在台湾之外能找到新的政治舞台，国民党也许对台独的反对就不会如此软弱，对统一的主张就不会如此含糊。毕竟，用心良苦地维持台海关系的稳定，代价却是被扣上“不爱台湾”的帽子，进而输掉大选，国民党当然会反思：为什么只有国民党有义务不顾自身的政治前途去反对台独、促进统一呢？如果找不到新的政治舞台，国民党无法理直气壮地举起统一的旗帜，困在台湾谈统一，则很有可能在台湾被迅速边缘化。而一个被边缘化的国民党不但对统一于事无补，而且还将对台独势力失去最起码的制约能力。

　　在政治上，如果某一个问题难以单独解决，人们往往要将其和别的问题放在一起来处理，以便获得更多的转圜余地。就目前台湾及两岸的政治情势而言，要单独处理台湾的独统问题，或者要台湾方面毫无条件地接受统一，实际上非常困难。但如果能将中国的和平统一放在两岸政制整合的更大背景下进行，则不能说毫无成功的可能。

　　连战先生对大陆的历史性访问，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的共同立场，同时就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维持现状本身却不能构成一项明智的政策。任何政策都不应仅仅是对现实的承认。政策应主要着眼于对现实施加影响，使其在未来的发展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对台海两岸的任何统派政党而言，将“维持现状”作为两岸关系方面的一项阶段性政策，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这种政策却也无法向人们说明，如果两岸统一在目前是难以实现的，为什么仅仅对现状加以维持就能使统一在将来更容易实现。现状是人们所熟悉和习惯的，维持现状的风险也往往最低，因为人们绝不可能有机会证明别的方法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过去十多年两岸政治形势的演变已表明，台湾岛内独意渐浓的政治氛围，不免让我们觉得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作好反对台独的准备，而不是在政治上向台湾作出过多的让步。

　　“灵活反应”的威慑战略

　　随着国民党不断地“本土化”，很可能有一天，台独势力将不用再面对岛内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制约。到时候，能够对台独势力产生制约作用的唯一因素，便是我们在战略上的威慑(特别是《反分裂国家法》中的威慑战略)，而我们目前的威慑战略能否始终保持成功的记录(即在避免台独的同时避免台海冲突)，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种战略与威慑可能失败后必须实施的战略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系。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的威慑战略所具有的孤注一掷性质，对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意志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而降低了威慑的可信性。政治领导人在受到台独势力挑衅时必须面对巨大的决策风险。

　　在这种战略环境下，台独追求者的策略往往是将较大的台独行动分解为几个较小的步骤，而每一个单独的步骤都显得不值得大动干戈。在受到台独势力的挑衅时，我们始终面临要么破釜沉舟，要么无所作为的两难困境。

　　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有必要将目前的孤注一掷式的威慑战略调整为一种“灵活反应”的威慑战略，在威慑战略与威慑一旦失败后所需实施的战略之间建立更为牢固的联系。“灵活反应”战略使我们在面对严重程度不同的台独事变时，可以作出不同的战略反应。这种战略可以给台独势力施加最大限度的威慑，同时又只需冒最小限度的风险。

　　我们针对台独的威慑战略一旦具备了“逐步升级”和“灵活反应”的特点，便可以使各种台独行动的代价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台湾的政党或政治人物可以通过推动台独和挑衅大陆来获取额外的政治利益，同时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动力去认真倾听对待我们在两岸关系方面发出的声音。

　　我们应该把台湾方面的每一次台独挑衅，看作采取果敢行动的机会，以改变岛内在独统争执方面的政治力量平衡。我们采取的行动既要坚定有力，足以使台独势力感到迫切的压力，又能够收放自如，为随后的谈判保留足够的空间。通过“灵活反应”战略的运用，我们既能在世人面前戳穿台独正在不断成功的幻象，又能迫使台湾方面来决定：是在台独诉求上有所收敛，还是让局势变得不可收拾？

　　不过，即使威慑战略能够成功地遏制台独，却不一定能改变台湾民众的态度。反对台独需要的是战略，实现统一则需要政策，或者说需要大陆方面采取政治行动，增强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

　　在决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和方式这一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任何决策者都必须认真地问自己，我们作出某种决定，究竟是因为这种决策较为容易，还是因为决策尽管极为困难，但却孕育着成功。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纷纭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与因循守旧的作风进行斗争，克服坐等危机爆发和逃避制订长远计划的倾向。真正的政策绝不应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而应是一条通向最终目标的道路，并成为勇气、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

　　毕竟，将来能否成功实现国家的统一，主要取决于现在的政策是否正确而有远见，并为贯彻这一政策而愿意作出可能是极为艰巨的牺牲。

很多乱世人物正因为其不大为人所知，是以反而令人更感兴趣。一直对原来的所谓军阀们以及在五四运动掀起一阵西化狂潮之前那个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中国比较感兴趣，正好看到一篇妙文，于是顺手转来看看（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0c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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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张鸣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90年，北大已经庆祝过己百岁诞辰，眼看就要过110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